黄季焜 史鹏飞：快速和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路径、效果和驱动力”【转】
*本文转自公众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标题"黄季焜教授：'快速和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路径、效果和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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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基金》2021年第35卷第3期封面
专题：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学问题
【编者按】2020年9月21-2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257期双清论坛在京成功举办，来自经济、管理、数学、信息等多个学科领域的40多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参加此次论坛。为进一步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理论，凝炼关键科学问题，探索实现重大原创突破的新范式、新思路、新途径，《中国科学基金》编辑部会同管理学部就本次双清论坛组约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学问题”专题，特邀侯增谦院士、刘元春教授、林毅夫教授、刘伟教授、洪永淼教授（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吕炜教授、陈增敬教授、黄季焜教授（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等专家，分别撰写了专题文章，以飨读者。
本次推送《中国科学基金》2021年第3期“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学问题”专题系列文章之七：“快速和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路径、效果和驱动力”——黄季焜教授。欢迎广大读者转载、推送、引用。
快速和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路径、效果和驱动力
黄季焜1* 史鹏飞2
1. 北京大学 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2.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黄季焜 北京大学教授、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农经学家学会终身荣誉会士、美国农业和应用经济学会会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亚洲农经学家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农办与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从事农业农村发展和农业工程管理研究。获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等荣誉。在Science、Nature和许多重要经济管理学期刊发表系列创新成果。近年来多次名列Elsevier发布的“经济，经济计量学和金融”领域中国高被引学者榜首。
摘 要
如何促进快速和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对早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极其重要，已引起国际学术界、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了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与转型路径和主要驱动力，并基于中国分省和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数据，探讨了农村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速度同转型效果（收入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农村经济转型的类型学研究。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开展促进快速和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揭示这些科学问题既有理论创新价值，更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时，中国学者有望在该研究领域做出重要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 农村经济转型；结构转型；转型路径；驱动力；中国；发展中国家
1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路径和驱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以全球5%的淡水和8%的耕地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目前中国食物自给率还高达95%。同时，我国农业生产结构也随着国民食物消费升级而不断的优化。过去40年，我国农业实际产值以年均5.4%的速度增长，其中粮食产量年均增长2.1%（显著高于同期人口1%的增速）；在口粮绝对安全和谷物基本自给的情况下，蔬菜、水果、油料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等高价值农产品实现了快速增长[1]。与此同时，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7亿多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也由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9年的0.6%，并在2020年底前彻底消除绝对贫困。
过去40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经历了三个转型阶段并向第四阶段迈进（表1）[2]。第一阶段以主粮生产为主，该阶段主要是解决广大居民的基本温饱问题。第二阶段起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基本解决多数居民温饱问题后，农业加快了多种经营和商业化的进程。目前我国许多地区正在从第三阶段（农业专业化进程加速与非农就业持续增长阶段）向高值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第四阶段转型。各地由于转型起点和转型速度的差异，目前不同地区正处于不同的转型阶段，例如，部分沿海发达省份已进入第四阶段，中西部许多省份正处于第三阶段的末期或向第四阶段转型的过渡期[3]。
表1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阶段、路径特征和主要驱动力[3]
大量研究表明，制度（Institution）、政策（Policy）和投资（Investment）（简称IPIs）不仅是过去农业生产力增长的驱动力，还将在未来农村经济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1,3]。首先，有效的制度创新是农业生产力增长的制度保障。例如，改革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著地促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4-6]，乡镇企业[7]、土地流转市场[8,9]和农机社会化服务[10,11]等制度创新也在不同时期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与转型（表1）。其次，有效的农业支持政策是农业生产力增长和农村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例如，我国始终坚持科技兴农战略与政策，农业科技经费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农村经济转型的各时期，技术创新是我国农业生产力提升的主要动力源[6,12,13]。又例如，渐进式的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政策使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不断提高，既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又促进了农民增收[1]；但我们的研究也表明，许多农业补贴对农业生产影响甚微甚至没有产生影响[14]，而且市场干预政策还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严重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15]，这进一步说明了有效的农业支持政策和市场改革政策对农业发展极其重要。再次，农业投资（特别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农业生产和市场基础设施的投入）在提升农业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加速农业向高值和可持续方向转型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6]。
随着我国进入发展的新时代，厘清农村经济转型路径、阶段和主要驱动力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涵义。基于以往的研究，我们认为，在确保国家口粮（水稻和小麦）绝对安全和谷物（水稻、小麦和玉米）总体基本自给（90%左右）的情况下，我国农业在未来也必将逐渐向高效多功能的高值农业与永续发展转变。表2用+、-和0分别代表农产品需求或生产或进口的增加、减少和基本不变来分析至2035年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供需状况，现有如下几点判断：第一，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还将继续呈现缓慢的下降趋势，虽然国内生产也相应地出现下降趋势，但是口粮能够保持接近100%的自给率。第二，考虑到消费者对畜产品和水产品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养殖业对饲料粮的需求也将明显增长，虽然国内供给随之增加，但是饲料粮的供需缺口（或进口）将不断增长；当然，不进口饲料粮的代价是要大量进口国际市场贸易量相对较少且市场风险（频发的动物疫情）较大的畜产品。第三，消费者对蔬果、畜产品、水产品、绿色产品、特色农产品、多功能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需求将更加旺盛，但是这些农产品和服务产品的需求多数都能立足本国的生产供给，而且这些农产品与服务也恰恰代表了未来我国农业发展和转型的方向。
表2 2035年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供需与进口预测
2 中国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转型与转型效果
为了厘清农村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一般路径、普遍现象或规律，许多学者和国际发展机构都开展了一系列研究[17-20]。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农村经济转型、结构转型与农村发展（例如经济增长与公平等）之间的关系，本节基于过去数十年中国分省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数据，对以上关系做了相关分析和推理。
2.1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民增收
中国幅员辽阔，有农区、牧区、郊区和海岛等不同类型的农村，不同农区的农村经济转型存在明显差异。本文重点分析对中国农业起主导作用的农区，其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和阶段如表1所示[3]。即我们的分析是基于除了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主要牧区（内蒙古、西藏、新疆）、岛屿省份（海南）以外的24省区。根据上文介绍，我们将蔬菜、水果等园艺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定义为高值农产品，图1展示这些高值农产品产值占农牧渔业总产值比例与农民人均收入（2000年不变价）之间的关系。
图1结果表明，在过去40年，六大农区的所有省份的高值农业占比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之间都存在较明显的正向关系。即高值农业占比越高，农民人均收入也越高；然而，这种相关关系并非线性变化。也就是说，早期的高值农业发展只能小幅增加收入，但在转型过程的中后期，高值农业占比与农民人均收入关系更加明显。这种非线性关系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相对于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生产高值农产品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二是在农村经济转型的中后期，非农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21]。
图1 1978—2017年中国高值农业占比与农民人均收入的关系[1]
图2进一步分析农村经济转型速度和农民收入增速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样本省区的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为此，我们将所有省份按农民收入水平分为高、低收入两组。有趣的是，不管是高收入组还是低收入组，拟合结果均表明高值农业发展越快的省份，农民收入增速也更快[3]。
注：以1978年农民人均收入600元（2000年不变价）划分高低组。低于600元为低收入组（左图），超过600元为高收入组（右图）。
经济结构转型对农村经济转型（特别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具有重要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18-20]，我们也采用农业GDP占比和农业就业占比这两个指标来描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般趋势。为了能够更好地刻画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本文使用31个省（区市）在1978、2000和2017年的数据加以说明（图3）。伴随农业增长，工业和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使得农业在GDP和就业中的份额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工业和服务业为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就业占比的下降速度开始快于农业GDP占比的下降速度，其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开始呈现收敛现象。其内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外因是工业化、城镇化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进而让从事农业生产的每个劳动力拥有更多的土地、水资源和农业投入。但是图3也显示，不同省份之间还存在显著差异；例如，2017年各省农业GDP占比与农业就业占比之间的差异相当明显。
图3 1978—2017年中国分省经济结构转型趋势
图4揭示了经济结构转型与农民人均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过去40年，中国几乎所有省份都遵循“非农GDP占比越高，农民人均收入越高”的共性规律。与图1相似，该正向相关关系呈现非线性特点：经济结构转型在初期与农民人均收入的正相关性并不显著；但是在经济结构转型的中后期，农民人均收入随着经济结构转型迅速增长。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为城市劳动力是经济结构转型初期的主要受益者，但随着经济结构转型进入中后期，城市劳动力增长难以满足工业和服务业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农村劳动力开始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受益者。
图4 1978—2017年中国分省非农GDP占比与农民人均收入的关系[2]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就过去40年各省经济结构转型（ST）速度、农村经济转型（RT）速度和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做了分类分析，结果见表3。就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速度而言，我们把所有省份分为较快和较慢转型两组（以中位数为分界点），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可分为高、中、低三个组（分类结果如下）。
表3 1978—2017年中国分省农村经济转型的分类结果[2]
类型I：ST和RT较快，农民收入增速也较高（浙江、福建、湖北和山东）或中等（四川）的省。这些省份具有OECD国家在20世纪的经典的农村经济与总体经济结构转型特征，即通过成功的农村经济转型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型也能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型。正是上述省份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相辅相成的作用，促进了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表3显示，在ST和RT较快的省份，农民增收不会出现较慢的现象（表3的右上角是空的）。
类型II：ST和RT较慢，农民收入增速较低（广东）或中等（吉林、黑龙江和青海）的省（表3）。这说明缓慢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将伴随适度和较慢的农民收入增长。或者在ST和RT较慢的省份，农民收入不会出现快速增长的现象。
类型III：ST较快但是RT较慢，农民收入增速适中（重庆、江西、安徽和广西）或较低（贵州、云南和湖南）的省。河南是例外（农民增收较快），这是因为河南1978年的农民收入在24个省份中处于最低水平。因此该省计算的40年农民收入增速较快；如果以80年代初为起始年，河南农民的增收速度在24个省份中则处于中等水平。
类型IV：ST较慢但是RT较快，农民收入增速可能处于较高（江苏和河北）或中等（山西和辽宁）或较低（陕西、甘肃和宁夏）的省。江苏ST的起点相对较高，所以结构转型的年均速度反而较低，如果按ST和RT水平分类，江苏应属于较高的ST与RT和较高的农民收入增长省。
2.2 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转型、结构转型和农村贫困发生率
过去的数十年，亚洲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了较快的农村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该地区在农村减贫方面也取得了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好的成就[22]。由于收入增加、城市化等因素会影响居民食物消费水平与结构[23]，本节以非谷物占农牧业总产值比例作为测度农村经济转型的指标，反映了农业生产结构向高价值转变的趋势。研究发现[22]，中国、印度尼西亚、老挝和越南属于农村经济转型速度较快的国家，柬埔寨和菲律宾的转型速度较慢，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速度适中。此外，高值农业占比的变化速度和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的相关分析也表明，二者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即农村经济转型速度越快的国家，其减贫的速度也越快。
就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而言，主要呈现出三大特征[22]。一是农业在GDP和就业中的份额趋同揭示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和非农部门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性。二是不同国家经济结构转型速度和所处阶段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在相继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后，农业就业占比下降速度开始明显快于农业GDP占比的下降速度。三是农业增长较快的国家一般也是经济结构转型较快的国家，主要是因为农业对工业、服务业发展的“乘数效应”（体现在农业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大量劳动力与食物原料、换取外汇和提高农村居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等方面）[24,25]。
基于9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减贫速度数据的分析，表4总结了这些国家农村经济转型的分类结果[22]：
表4 1978—2017年中国分省非农GDP占比与农民人均收入的关系[22]
类型I：ST和RT都较快的国家，其减贫速度也较快（中国和越南）。换言之，ST和RT较快的国家，没有出现减贫速度较慢的现象。
类型II：ST和RT都较慢的国家，其减贫速度也较慢（菲律宾、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缓慢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难以实现快速减贫成就。
类型III：ST和RT速度一个较快、另一个较慢的国家，其减贫速度总是处于适度或中等水平（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
2.3 中国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转型及其效果存在的共性问题
基于中国分省（表3）和亚洲发展中国家（表4）的转型速度与效果分析，我们发现如下共性特征：
第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中国省份在慢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实现了快速的农村减贫和农民增收的目标（表3和表4的左下角是空的）。
第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中国省份在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缓慢的农村减贫和农民增收现象（表3和表4的右上角是空的）。
第三，同时经历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的国家或中国省份往往实现了快速的农村减贫和农民增收目标（表3和表4的左上角国家或中国省份）。
第四，同时经历慢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的国家或中国省份往往农村减贫和农民增收的速度也较慢（表3和表4的右下角国家或中国省份）。
3 农村经济转型相关的关键科学与重大政策问题
基于以上对农村经济转型及其转型效果的分析和观察到的一些普遍现象，我们认为亟需深入开展农村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研究。虽然现有文献在农村发展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缺乏把农村发展作为转型过程进行研究，因此有必要通过理清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和效果，进而从过程视角探索农村经济转型的共性规律。在农村经济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方面，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制度、政策和投资（IPIs）极其重要，但是IPIs如何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和效果以及能否解析各地区农村发展差异现象亟需更多的实证证据。
主要科学问题归纳如下：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和转型效果（例如增长、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存在哪些共性问题（或一般规律）？IPIs如何影响农村经济转型速度和转型效果？IPIs在转型不同阶段对农村经济转型速度和转型效果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即IPIs的顺序性问题；如何发挥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村经济转型相辅相成的作用？
回答上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更是满足国家重大战略的需求。一方面，虽然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但是农村经济转型及其效果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深入研究这些共性或规律性问题将提升学术界对农村经济转型规律的认知。另一方面，探讨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和规律，厘清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IPIs来促进快速、包容和可持续的农村经济转型，不但能够为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农村经济转型理论和政策支撑，而且还能在农村经济转型领域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转型领域具有研究基础和发展潜力。首先，过去40年中国改革与发展取得的诸多成功经验是开展农村经济转型研究难得的宝贵实验素材。其次，许多中国学者已经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领域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产生积极影响。再次，进一步开展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比较研究，有望打造中国学者主导的农村转型经济学，促进农业经济和宏观政策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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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公众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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